写在哲学大会之后,中国及世界的未来,正赖于我们的良知和经世致用

时空整理和记忆工程

——匡正仁爱孝道树风俗、选举学士监督启自治

文/通异

各位文化学者、教授老师及全球华人们:

此文是七八年来对文化和社会的反思也是一分思考,予之分享大家共读,若有纰漏或知识错误敬请阁下给予指正,其思若不谋而合或有益启发,恳请阁下知行合一,寄以自我使命,破局开篇以创新文。

工业文明机器势强,人渐弱化精神已然沉沦,高利所兴之处依然是尸骨血泪堆积之处。其人伦道德和工具(科技)伦理是人类共同命题,需要人类共同应对。诸如明是非、辨善恶、知“道”明“物”,行良心。面对人生终极三问,无论哲学作何回答,都不如“我是人(中国人),从祖辈、父母生来,为子孙、后辈而去”更有说服力更根本更现实。科技与经济的力量是惊人的,一个机器能抵十倍百倍人力,几十年的经济量可以超越上一个文明数千年的积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是人类世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就近中国的危机行走于悬崖,改革稍有不慎将万劫不复。眼光需放之于世界,力量要坚信于自身,思考要能解决现实问题;那些工具(科技)伦理才是需要深思的,或许越是科技发达越需要仁义孝道的人伦。比如不刺激消费,不尚财富之贤,承担更广泛的救死扶伤、尊老爱幼的责任,以及人人性的全面监督问责等。而今一百年破中华,半个世纪戒儒道后,中国又兴起“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或叫人类共命运文艺运动,其方向和未来便不言自明。

四五百年前,欧洲从东方文明汉、蒙文化上得到启发开始了革宗教命的文艺复兴运动,走向了强盛发华并扩张于世界。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西方文明与东亚发生了实质的交汇,从此改变了亚洲的命运。一场战争,把中国的自大和弊端打回了原型;一场战争,让欧洲人知道了实力和强者为尊,也让日本率先觉醒全面西化改革;一场战争,成了近代中国命运多舛的起点,摧毁汉文化与西化改革的坚决对立,一场又一场的运动直至今日依然在继续,但方向依然是迷失的并且再次机遇转折口。总体来说,欧洲所受的痛苦是工业、资本文明起初时期的暴虐,资本家的压榨剥削和政商勾结的作恶,从黑暗中才催生了现代民主制度、诞生了福利体系,奠定了现代文明“自由、平等、民主”的基调,又以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引爆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建了新伦理,完善了民主制度和福利体系。中国百年来所承受的痛苦是侵略战争和内战以及“政治路线”与文化改革灾难。其工业、资本所带来的痛苦开始于改革开放,因坚持中体西用只引进经济体系不改变政治体制,形成了新的“国体资本”(官僚资本),伤害了“市场原则”和公正性,百姓成了资本新奴隶,国家掌握了一切权力至极大那些黑暗和腐败是无孔不入,比如以补贴的手段低价出口高价内售和进口高关税的方式剥夺了国内所有老百姓,也伤害了整个世界。国际上一些国家发现问题开始准备抛弃中国另建贸易规则,国内持“政权高于一切”的思维使得全民只向钱看,其他都不被允许讨论。形成了畸形社会透支环境透支未来,原本对冲工业、资本之恶的福利体系成也为了赚钱机器,人除了追求财富成功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精神价值所存,以小聪明和玩弄权谋为主进而人人互害。当官的不关心人民疾苦只关注钱,纵使心惊肉跳还是会选择腐败哪怕崩溃近在眼前;当民的不关心社会和政府问题只关注钱,纵使高危悬崖还是奋不顾身哪怕血流成河;整个社会氛围是只管当前世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国内贫富差距无比悬殊,又遭遇丢失传统文化人伦不兴其良知不存。

从主农耕文明进入高速流动高自由高协作化的工业文明,中国不过百年的邯郸学步。加入WTO在欧美车道上跑车不到二十年,便迅速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境地,我们得益于欧美所领导的资本文明,同时也是囫囵吞枣的所遗留下的问题也非常要命。比如腐败几乎是全民性的问题是世界第一;政府成了世界最臃肿的机构和社会蛀虫,官民比例成为任何时代的最高;伦理和道德问题可谓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不识好歹不知良莠,无知无畏,其恶果苦水是每个中国人在承受!

坚船利炮确实可以消灭人身,当遭遇更先进的武器和更有章法的协作对战,那种冲击是毁灭的,包括人心。于是一百年来,基于民族和国家的自救是极端的,是短视的或称不负责任的,也或许是时代的局限性。事实上一切文明的进步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建立在上一个文明之上,人类文明发展犹如盖楼,新的文明总在上个文明的积累之上,虽然不同文明阶段的主核不同,但楼房结构或地基是无法改变的也是永远需要人关注的,“文明结构”便是农耕文化的人本社会,如农、儒、法、墨等,其“文明地基”就是道本社会,如易、数、大道。何为文明地基?就是顺天应人、以人为式(如十进制与手指),尽量持久性的规避自然灾难和人为灾祸。比如城市建设,地基牢固的文明就会有系统的风水原则和支承方式以及用料指导,不是随意选址;用材是不伤物的且重灵活性,如惯用土木,取材容易废料无污染且易维护。如果在这个体系上不发达的民族,那么城建只会关注某一面,当暴雨、地震、海啸和人祸来临,人们要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有风水体系的,这是地基的重要性。而文明结构就像是人员组织结构和房建结构图,其中人员组织结构保障的就是社会秩序、人伦与工具(科学)伦理和分工与协作方式。好的结构是和谐、信任和高效的,是自我、家庭、邻里同事都自在的状态,是关系人的需求投射与房屋交流的;否则便是一团糟、不是争吵就是打架,房屋如牢房,是造不好的。所有文明都是在前人累积的基础上完善的,好的状态是安定、持续的,相反依然要拿时间和代价去完善它。而以科技改变的物质利用就类似施工图、建材和设备以及装修内容,可以无限的替换或组合,让房子好看、方便、舒适,让人在房内可以更丰富,打发时间可以更精彩,更好的与自己、亲朋好友和大自然相处。当然他也会对结构问题进行反馈以其更加适合,即会改变文明结构上伦理系统的变革,比如对儒家的改造是祛除依附关系,祛“尊尊”而“亲亲”,对墨家的改造是祛除“强管”重契约,深化兼爱、非攻

中华文明存续数千年不断绝非侥幸,见证了无数个文明的毁亡,正是由于这个文明的地基和结构稳固。百年前当别人打坏了房子朝西的一面墙,我们干的是把整个房屋拆掉,更有的连地基、结构都不愿要了,其责任也都推卸给了结构(传统文化)甚至怪地基问题。当我们用新材料重砌了,才发展房屋经常漏雨浸水(经济危机)等各种问题,人心浮躁不安再没有温情每人都活不好,只剩下钱且又被所有人惦记,时不时大打出手,唯独缺“爱”,人不再像个“人”。

图1,人们移动、产品更新的速率与分工、协作量所代表的科学技术水平呈现的三个世界。道本社会流动速率很低其科技水平也有限;人本社会因农耕安定的特性流动迁移不多,其科技的进步也是缓慢的。资本社会加速了社会的流动,分工细化、协作复杂其科技水平更新趋快,财富增多。此高流动性和即时性正是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但其制度还处于上个农耕文明低流动的“掌控性”治理阶段。

根据图由此可知人类社会的变和不变,不变是人身人心,永远在变的是分工、协作的方式!由此诞生了不同科技、文化和风俗等。其实人类真正革新的学问就是基于分工、协作方式以及斗争、人伦道德的重新思考和制度设计,去顺应每个时代技术革新带来的变化。工业、资本和信息社会,其社会制度是顺其市场之能和无限链接迅速沟通的特点,再进行防恶止溃的制衡,从而更好的服务于人。换言之旧的过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并不能解决分工、协作巨量化的问题,也就不能套用旧的过时的制度,而是思考人本社会下如何让人们拥有了人伦道德秩序,再用于对工业、资本社会“恶伤力量”进行制止。把只为求利可能带来的人人互害和出卖良知的行为真正锁上“良知”且人人参与人人相督。而人人性监督问责的本质是透明、联通时代的人性善恶的制衡,在逐利时代依靠自觉是根本不现实的。这也与现代文明的协作是同理的,具细的分工被划分成各种流程,每个流程人们都会用“摄像头”来跟踪记录或标记,最终这个产品只要有问题,人们可以快速的找到症结所在,并进行修正或更改流程等。而人类的政治制度的流程是人而已,也只能是人进行跟踪记录,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能快速找到并进行补正或修正,这就是“人督人”的本质

人类历经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在上一个农业社会的结构下,中国的专制制度是成功的。工业、资本社会下,民主制度较适合其高速、精细化的分工、协作状态。就算民主制还不够完善,但至少民主制比集权专制更“包容”,允许异见允许试错,而这在高度分工的社会尤为重要。因信息的畅通和互联,其便利是以付出隐私为代价,换言之就是交换,实质上人类进入了“人督人”时代。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其文化人(士人)比任何时代更需要,更有用武之地。并且不再是依附“皇权”而存,而是独立的是由人民所选举产生的,是现代文明版“为民做主、为人民服务的”的真正理念。为何需要选举?因为自由机制。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社会越来越透明、开放,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流动和广泛的全球式贸易越来越频繁,任何组织(包括政府)想要做到隐藏、欺骗、抹杀、混淆视听等行为的为恶是越来越不现实也不可能,总有千里眼、顺风耳在任何各地,也就是说自由机制越来越稳定。这种自由机制决定了只能从下到上、自发性的才会真正的成功,走向正确的道路。从下而上强力式的改革是注定不会成功,因为有悖于自由的原则,同时很容易成伪改革,为了建立新的裙带关系的改革陷阱。

    亚当斯密曾论“交易产生财富”和“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除了市场本身”揭示了人类的经济定律。有了更多的财富人民就会富足,富足就有意愿构建更好的社会。依照此经济规律,完全可以顺此规律而进行自然分配和市场调控,利用经济规律使财富尽量达到最大化。资本社会的初期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之恶”,但始终未建立有效的制度让人伦道德驾驭资本之性。真正影响市场的是“暴力”,暴力影响的是创造财富方式,因为他不需要靠生产,而是抢劫来达到,高级一点便是垄断、压榨剥削等手段,即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传统政府的对社会的治理权限过大,可谓涉及到方方面面,意思就是说每个方面都无法达到交易的自由,交易的较少或没有交易,就没有财富产生,没有财富那么便是贫穷;现实的常态是除了税赋之外,政府会垄断一些行业,从此国富民穷是常态,所谓国富就是官僚资本,而真正用于民生的是杯水车薪,因为从治理上讲,服务极少权贵群体永远比面对全体民众更容易。这就是过去的现实情况,就算换个政权,本质都是换个主人和权贵群体而已,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事实上现代文明其政府权力的极限边界是暴力和祭祀两权,其他都由人民自治完成,从而构成“双权双轨”。每个人都有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每个人都是主人翁参与到任何企业、国家中去。中国的进步得益于欧美所领导的资本文明,需要抛弃找漏洞去修修补补的作为,要从源头和本位上思考,导致今日政治和经济都极度吃力的情况就会全面改观,曾经抱着偏见所产生畸形怪胎的现实矛盾都会得到解决,经济所需的自由性不被政治无情阻碍也不会被政治无限放大。为此双权双轨制也是中国集权制和欧美民主选举制的结合与创造,需要中国成熟的伦理体系和效率性,也需要民主对人和技术的解放和纠错机制,发展了现代民主制度。是基于人世所形成的制定规则群体(统治阶级)与遵守规则群体(被统治阶级)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是介于制定游戏规则和遵守游戏规则的双重身份中,人一生有多种身份,每种身份都参与其中

第一为:启蒙民众自治、选举辅以监督共治,优化政策公平。即人民代表人民选,人大督政府,同级制同级。

图2,从国家层面设想的制度结构,政府与代表大会的双权双轨制(据《理平治》)。行政采用任命制,人民代表是为选举任职。全国人大代表于法理上为最高,其两套班子实为同级,如政府总统和代表主席,一实一虚。其政府国务院的经济权限属于辅助经济公约协会,科举司是人才选拔机构。于现行的班子而言,党、政合为政府,政协和人大合为代表众督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代表是由公民投票选举出来的,且下级再选举上级直至最高人民代表。代表大会的选举司是士人的人才储备机构并负责选举工作。

集政体制与众督体制自成互衡机制和对话方式,兼具民主遏止腐败、歪风和有序进退双向机制,有效更正错误决策,又保证高效执行消除朝令夕改和游戏化。集政体制采用推举任命制,下级服从上级;众督体制采用选举责任制,下级选举上级,上级是为代言者或德高望重之人。这种制度明确分工,可适用性广,大至联合国,小至家庭所有的组织群体。比如学校的管理组织机构是运行日常事务的,而由教授教师、学生会和家长会代表组成教督会,并选举出教督会长,而教督会长和校长是为同级。教督会负责教育的公正性和学生的生活情况,在遇到教务上的人、事所犯错误或接到事实投诉等便行驶其权力进行调查和问责,拥有弹劾、罢免教务人员等权利,并承接社会第三方或行业的监督事务对接。在年会和重要活动上,主由教督会负责文艺娱乐和游戏活动等,而在平时大家都是坚守岗位作本职工作。

图3,企业、组织类的双权双轨制图示,据《理平治》一定人数所以组织均可用,左面是现行的行政管理部门;右面是非担任管理职务的全体员工工会/督会,由基层向上一层一层选举产生,最高督会长由全员投票决定。职能是负责劳工保障、质询行政过错、投诉事务、娱乐事项等。常务部门设董事会及督会室、劳工保障室、监察投诉室、文艺室等。若董事会单独则属行政职能,董事长兼任最高督会副位。

人治和法治的区别是听令于“领袖”和行令于“法律”,两者对社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谁的危害更大,谁的社会成本最小,是非常容易知道的。作为读书人初了熟悉经典和坚持道义,更应该熟识法律帮助自己和普及公民们的法律意识,知法便可达到自治觉醒,社会的真正觉醒也正耐于此。在错误已成事实了,可组建陪审团队或律法对辨,积极的推进“法治”的进程,为未来作准备。其次锻炼口才,在选举行为中这是一项重要技能。这个时代的经世致用在于“为民作主”,服务选民,引导选民,是在世功名利禄的真正出入口。经过逻辑推导,此举同是解决海峡两岸合归于统一的办法,推而广之也是解决关于疆、藏问题之策,亦是解决世界宗教文化和政权难题的关键钥匙。更是真正拯救中国的措施,做大市场创造财富,祛除集权的阻碍充分尊重人才发展人民的创新能力,打破意识形态的泥潭充分发挥“儒、墨”的人伦和科技伦理秩序。

 

     民主制度的诞生对个人所蕴含的力量爆发有巨大的推动作为,以科技为主其创新、知识产权和不断的迭代更新会得到源源不断的支持,从此所引发的科技革命是快速的、巨大的,并深刻的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过去中国因为没有出现这样的制度,中国文明的自我批判失了方向,但我们忽略了也根本没注意到,自从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更高速的农耕文明,有了房屋、陶器、可培育农作物、拥有冶炼技术等科技革命性爆发的时候,汉人用了漫长的时间去建设人类伦理并驾驭科技发展。终究是道学、儒学和墨学完成了任务,真正驾驭了农业手工时代中国科技的发展,或者说建立了工具(科技)发展伦理(主为墨家完成,墨学没落后越来越低估科技能量),真正关注于人本身关注于良知、孝道,人们不因技术而累而狂——但一直在有序发展,比如唐宋时期是整个人类最发达的文明,若非遇野蛮民族的蒙古、满族统治绝不会矮弱——这一点上是非常成功的。当然正如世上根本没有完美一样,因时代协作方式其集权为最优策略外,奉行皇权为大对新思想和科技人的轻贱是有原罪的,纲常礼教导致的吃人现象和虚伪人格也占主要责任。从治理而言,儒学是彻底的政治化的学问,只有政治立场,也不谈论任何非现实的问题,比如鬼神。而这一点非常超越,因为在世界其他民族上几乎都没有达到如此程度,都还需要宗教化(神或者死后描述)人格辅助。并且在维护一神教的权威上拿“信仰”诛杀的异教徒和不坚定者在历史上是异常残酷的,成本非常巨大。而中国思想、学问在诸子百家时期就已经全面、系统的分科专业化了,儒家的任务专教士人的,教做人和论述伦理的。如今中国废经典教育已百年了全面弃儒学也有半个世纪,中国的人伦下降、不辨是非、丢失良知等都与此有关,我们认识的西方工业与资本文明是不全的,所行的个性解放是混乱的,不知道什么是底线不明白那些是禁区,这些都是真正欠缺伦理道德的表现,心中无敬畏就只能依靠野蛮和欺骗手段维护,自然到处招惹人祸人人都无安全感。人们顺从科技发展却无法驾驭他,人们抛弃科技发展却因落后贫困被挨打连国都不存。这个矛盾是巨大的,实质上我们真正缺的是伦理道德以安人心,哪个曾经被推翻、打倒、被封为迷信的内容,又是整个人类中曾经相对最完善的体系,因为中华文明善于接纳新东西,能够兼容世界各种文化(需融通基督教、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或物件并使其改造,赋予新的文化含义。当世界各国学习引进欧美民主制度时,发现大多国家做成了夹生饭,其实并没有表象上那般简单,原因也正是这个。

      民主制度确实是利于经济、科技的自由发展,也确保一定程度上人民的大多数利益。但他很容易形成多数人合法剥削的少数人的政治,其次是伪改革成为新的裙带关系的陷阱并且很容易选出口才型庸才者,再次是区域性单体难以上升到世界全体,从而潜藏了分裂战争的可能。国与国有不同的主体民族构成,若遇历史性或地缘性政治利益的争夺中实际会加剧战争升级和加深世仇,如中东困局。因为民主制度,各自国家的自私性是第一位的,实际上这个矛盾基本无解,也很难放大到人类格局上思考“道义”,因为巨大利益而牺牲伦理或共识很容易。比如某国总统上位以来,他所倡导的“使美国再次强大”和“美国优先”于本国是合理的也得到了本国多数人民的支持,但是对非美国人来说就不是好事。放到大视角下,美国3亿多人对比全球72亿多人,他就是极少数的“精英”,因为他本身既是文明的引领者也是超级强国,他可以为了欧、美极少数的精英合理的得罪全世界或不顾大家死活。虽然有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等普世价值,也接纳迫害者,但在实利下是极其脆弱(接纳能力永远有限)的甚至反噬自身,那么全球性的动荡是自然而然。又因世界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拥有者是欧美国家,落后国家为了生存或发展首当其冲就会被定为打砸抢劫对象,进行财富转移。即野蛮和文明的斗争,如同中国汉人与北方匈奴民族上千年的战争,这让我想起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政治智慧,汉人一直是亚洲最核心的财富原创者和主流,但数千年的纷争有一个“共识”,比如议和纳贡,比如为民尊文,是有缓冲的。而西方文明争斗缺少这个,几乎野蛮民族一旦侵略成功,便是整个文明的毁灭。

欧洲格局若以“周朝”来比喻,自文艺复兴起,欧洲如似周文王争夺世界共主之位,后来英国这个周武王汇聚引领世界八百诸侯干掉了旧的社会体制。为了争当最高位置,德国这个宠儿发动了世界大战,使得整个世界多数诸侯国加入了混战,接着美国这个从英国诞生的子嗣如同周公和苏联如同召公开始联合执政,最终周公胜利并制定了基于“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和贸易体系各种规则的建立,是全世界各诸侯国共同遵守的纲领。东亚的日本类似于齐国,诸侯国上最具改革意识也最先强大的国家,并帮助欧美民主制拿下了东亚诸国。而今中国如似楚国刚崛起,但是国内改革一直不彻底,传统包袱最大,因为人民较淳朴非常耐扛耐打而已。而今的华夷(敌我)之辨是基于“经济/贸易”的,欧美作为世界的“中央之国”所定的社会伦理“自由、平等、民主”等没有形成世界“中央之国”该有的文化和制度成熟度,所以民主制的输出大多做成了夹生饭。中国虽有这样的政治智慧经验,但明显感觉到实力不足且不明方向的乱跑如新集权,极其危险,一来使得官商经济作恶伤害良性市场、创新能力又得罪国内百姓,维稳包袱空前巨大;二来遭遇霸权国战略和战术性围追堵截是里外堪忧,危机重重!

第二为:恢复仁爱孝道伦理强化汉文化!让每村/区或书院成为文化祭祀中心兴风俗且推行尚武精神,慎重对待民俗文化;礼仪同等,彼此不受重礼也不行大礼。

儒家所重的仁爱孝道文化,是基于人的稳定器,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事实也在损益发展,如荀孟、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但需去除农耕文明下权力依附关系属性以对等同权。是辨别是非、善恶、良邪的人类底线,是已经释放活力的工业、信息社会更需要更迫切的人伦道德。事实证明兼爱、同为上帝的兄弟姐妹等人伦都不如孝亲牢固,因为他是基于协作的第二性,并不能回答从何来到那去的第一性的意义,而人生终极三问,无论哲学作何回答,都不如“我是人(中国人),从祖辈、父母生来,为子孙、后辈而去”,更有说服力更根本更现实,故仁孝治国完备矣。

祭祀是为聚全民合力防分裂的一种方式,与宗教信仰有本质不同,虽不干涉公民个人的信仰自由,但绝不是让宗教团体互敌或无限分化,他是立足于代表“人自身”思想力量的人文共祖进行祭祀,祭祀的延伸就是风俗文化,是邻里亲朋等社会关系交流的核心,无能是乡村还是城市。伴随城镇化和工业化今天,风俗已经坏礼滥俗了,良风美俗几乎不存,比如把一切利益化,毁坏文化纯良性,无论婚丧嫁娶还是衣锦还乡的归乡情感全都变了性质,显富摆阔、吃喝讨要、羡慕嫉妒恨。再没有“情怀”,家不为家、亲不为亲,国将不国。这正是当今工业物质文明的缺陷,整个人类都在等待一个新的文化诞生去内化人心顺人性而不滥。其次商贸太过,非常缺乏尚武精神所散发的正直、自信状态,也缺乏基于邻里间的道德、帮扶的口碑和荣誉的设置,从而邻里间的攀比变了性质,急需良善的风俗去纠正和强化。现今的城市是残缺的,除部分宗教场所根本没有安放“尊重(祖宗)”的文化祭祀中心,一眼望去尽是商业是吃喝玩乐,人如垃圾一般,没有情怀也安放不了人心。每个人也狂于“改变世界”狂于“妄我”反而使得周围世界鸡飞狗跳,难道不值得警惕吗?所有的这一切不正是为“人”而服务的吗?所以一切都需要回归“本位”,而不是彼此残杀,心生仇恨,需回到文化上让人自己改变做到彼此舒适、自如,方为正道和未来。

备注:此文选自通异先生文集,与哲学大会期间交流而成,并授权发布。

 

戊戌年(黄历4715年)己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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